【陳曉峰專欄】從先導計劃到樞紐 雙軌調解見優勢 香港如何成為國際體育仲裁的新坐標？

今年五月，一宗看似普通的體育糾紛在香港圓滿解決：並沒有法庭對決，亦沒有媒體風波，只有一份由雙方自願達成的調解協議，以及一段得以延續的合作關係。這是「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正式接受申請僅數月後，成功解決的首宗個案。消息或許不算轟動，卻意義深遠：香港，正在為自己打造一個嶄新的國際身份「國際體育爭議解決樞紐」。

一粒種子，從兩會種起

這個故事的起點，要追溯到2023年的全國兩會。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兼立法會議員，本人在會上提出聯合建議，呼籲在香港設立專門解決體育產業糾紛的機構。這項建議得到國家體育行政部門的正面回應，亦引起了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度關注。

翌年，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報告》中正式宣布，特區政府將研究為體育爭議設立解決制度，推廣體育仲裁，並支持業界於年內在港推出先導計劃。由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領導的諮詢委員會隨即展開工作，成員涵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代表，並先後走訪港協暨奧委會，共同探討發展方向。並獲得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中國香港奧林匹克學院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霍啟剛先生支持，結合兩會觀察與體育治理實務，共同探討香港如何憑藉普通法制度與世界級調解、仲裁服務，發展為區域性的體育爭議解決樞紐，並回應業界對專業人才、制度配套與國際接軌的迫切需求。由提案到落地，前後不過兩年，足見各方推進之決心。

為何體育爭議有獨特性？

要理解這個計劃的價值，首先要理解體育爭議的獨特性。運動員、教練、體育總會與贊助商之間的關係，往往是歷經多年建立的信任紐帶。一場官司，不單是輸贏之爭，更可能永久撕裂這些關係。傳統訴訟程序冗長、成本高昂，對於職業生涯本就短暫的運動員而言，代價尤為沉重。更何況，體育糾紛牽涉的不僅是法律問題，更夾雜著個人尊嚴、心理壓力，乃至對整個運動生涯前途的深切憂慮。

正因如此，「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採用「調解優先、仲裁跟進」的雙軌機制。爭議發生時，首先由中立調解員協助雙方在保密環境中坦誠溝通，尋求共識；若調解未能達成協議，方才進入具法律約束力的仲裁程序。這種設計，既保留了最終裁決的法律效力，又給予各方以對話自主解決問題的空間，兼顧了效率、公平與關係的維護。計劃更設有快速處理機制，專門應對賽事期間需即時裁決的緊急爭議，切合體育運動分秒必爭的現實需求。

計劃架構：多方協力，國際視野

先導計劃由律政司主導推出，獲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全力支持，並由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AALCO）負責管理，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eBRAM）則提供線上技術支援。計劃自2025年12月正式啟動，並於2026年2月13日起正式接受網上申請，為期兩年。

在人才儲備方面，截至2026年2月，計劃名冊已吸納53名調解員及43名仲裁員，成員來自本地法律界和體育界，以及全球23個司法管轄區，部分更具備在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處理個案的豐富經驗。這種高度國際化的專業陣容，正是香港有別於區內競爭對手的重要優勢。

在覆蓋範圍上，計劃涵蓋商業性（如贊助合約糾紛）及非商業性（如參賽資格爭議、紀律處分上訴）的各類體育糾紛，部分符合資格的個案更可獲政府資助，確保資源有限的業餘運動員與小型體育組織亦能平等獲享服務。

從個案觀察看制度價值

從計劃推行至今的實踐經驗，可以歸納出幾點值得深思的觀察。

首先，體育調解最大的挑戰，往往不在法律條文的詮釋，而在情緒與信任的修復。調解員的角色，更像是一位「關係重建師」，而非單純的法律技術人員，這對調解員的跨領域素養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體育總會的參與態度，決定性地影響整個爭議解決生態的成效。當體育總會主動擁抱調解文化，視之為管治工具而非威脅，成員便更願意在問題惡化之前尋求協助，紛爭得以在早期介入階段化解。

第三，不少爭議的根源在於合約條款模糊、雙方對規則理解存在落差。調解過程本身，正成為推動體育組織改善內部管治、提升合約透明度的催化劑，這是訴諸法庭所難以帶來的附加價值。

香港的獨特優勢：後來居上的底氣

近年，亞洲體育爭議解決領域發展步伐明顯加快，日本、泰國及內地相繼成立專門機構。競爭固然存在，但香港的優勢同樣不容忽視。

香港擁有成熟的普通法制度，法律框架與國際接軌；「一國兩制」的獨特憲制安排，讓香港在連結內地與國際之間擁有無可替代的橋樑角色；加之多年累積的高度國際化法律及仲裁人才庫，以及完善的金融與商業配套，香港完全具備後來居上、成為亞洲乃至國際體育仲裁中心的條件。

展望：從先導到常設，從本地到國際

先導計劃的兩年推行期，是一段重要的驗證與積累過程。要令成效更上一層樓，有幾個方向值得持續努力。

在教育推廣層面，應加大力度向運動員、教練及體育總會宣傳調解的優勢，消除業界對調解「示弱」或「認輸」的誤解，讓尋求調解成為體育界處理糾紛的第一反應，而非萬不得已的退路。

在制度建設層面，可考慮推動將調解條款納入標準體育合約範本，從源頭確保調解成為爭議解決的首選途徑，將文化轉變轉化為制度保障。

在區域協作層面，香港應積極深化與內地及國際體育仲裁機構的聯繫，推動標準互認與資訊共享，提升香港體育爭議解決機制的國際認可度，吸引更多跨境及國際體育爭議選擇以香港作為解決地。

體育的核心精神是公平競技，而一個公平、高效、具公信力的爭議解決機制，正是這種精神在賽場之外最有力的延伸。從2023年在全國兩會的一份建議，到當下首宗個案的圓滿解決，香港的體育仲裁之路，才剛剛邁出最重要的第一步。而這一步，走得紮實，走得有方向。

香港有底氣，也有責任，在「國際體育爭議解決樞紐」這條路上走得更遠。

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陳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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