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重寫經濟敍事 從成都談起 《哪吒2》創意突圍 不再只靠熊貓賣萌

筆者剛於本周一（21日）從成都返港，結束一趟一半是公幹、一半是拜訪好友與客戶的行程。儘管旅程短，但收穫頗豐，尤其要感謝九倉集團（00004）的邀請，以及他們團隊細緻周到的安排，讓我得以親身參與尼依格羅（Niccolo）酒店十周年慶祝晚宴，也有機會重新認識成都這座城市──不只是從消費、產業的角度，更是從空間、文化與敍事的層面。

尼依格羅酒店選址於成都國際金融中心（IFS）之上，與太古里形成空中與地面的雙重交響；其內部設計極度考究，藝術收藏與生活美學並重。當天的晚宴除了是品牌活動，更像是一場城市與品牌共同編排的敍事實驗。高空花園、藝術擺設、音樂與香檳，在短短數小時內，將成都的地標建築變成了文化場景的劇場。這場晚宴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奢華，而是背後所隱藏的時代訊號：中國品牌不再只是商品的供應者，而是試圖打造一條「敍事鏈」：輸出產品之餘，還有文化、身份與信任；而城市正正是這場轉型的第一個容器。

輸出文化 自我更新

成都顯然理解這場敍事轉型的時代意義。近年，這座城市不僅在經濟上持續擴張，它的文旅場景正密集地發生變化。我此行參觀了城市西郊的都江堰熊貓苑。作為香港人，可以免費入園。這項優惠背後，其實藏着一段歷史記憶：2008年汶川地震後，香港政府與民間共捐出超過230億港元援建四川，熊貓苑正是其中的重建成果之一，也成為香港與四川之間的連結點。而百年老街春熙路，也在持續變身。從第一家霓虹燈西餐廳，到今日的智慧商圈與夜間經濟，這條街從未停止過自我更新的節奏。3D裸眼大屏、首店經濟、智慧商圈，它不限於跟上時代，而是在創造時代感。這代表一種更深層的邏輯：城市不只是GDP，而是品牌與文化的孵化器。

在全球層面，中美競爭格局的升溫，更讓「品牌敍事」不僅是市場策略，而是中國內需轉型的一個重要部分。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動對中國商品全面加徵高達145%的懲罰性關稅，中方則回敬125%報復性稅率，並同步啟動一系列反制措施。這場看似經濟層面的貿易戰，實則是一場關於制度信仰與經濟模式的敍事對撞。

特朗普政府的邏輯簡單粗暴：中國出口依賴美國，美國消費則可以轉向其他供應國，因此美國在貿易戰中握有上風。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已不是2001年剛加入世貿（WTO）的那個中國。經過20年產業升級與供應鏈整合，如今的中國是全球最大鋰電池供應國、太陽能板生產霸主、稀土金屬控制者。既輸出廉價商品，也掌握了部分戰略資源與工業模塊。

美國試圖用關稅、聯盟與資本壓力重建冷戰式經濟圍堵，而中國則採取穩內需、強生產、控資源、拓外貿的混合式策略，有意把貿易戰的倒逼壓力，轉化為推動內部轉型的槓桿。從「雙循環」戰略的提出，到「新質生產力」的政策升級，推進科技自主、重塑出口市場。

摩根士丹利估算，若中國要讓消費成為主要增長引擎，到2030年需實現總消費額上升30%，年均增速達5.4%。這不僅是對消費力的挑戰，更是對制度信心、社會心理與經濟敍事的三重壓力測試。考驗的不是人們是否有錢花，而在於是否敢花、願花、相信花錢能換未來。

從「成都製造」電影《哪吒2》的創意突圍，走上全球動畫票房前列，證明中國能夠創造屬於自己的品牌與內容。而成渝雙城的聯動，也為這條路提供了另一個具體範例。今年4月，美國頂流網紅「甲亢哥」（IShowSpeed）在重慶直播6.5小時，吸引千萬人次觀看，讓「重慶的火與辣」一夜之間成為全球年輕人社交話題。這背後並非偶然，而是成渝雙城經濟帶透過政策協同所產生的文化外溢現象──雙城之間共建「國際消費目的地」，並透過經濟圈內的深化市場整合，將重慶的「網紅流量」有效活化了區域消費市場，也為國內城市群的文化經濟聯動提供了樣本。

內需體現對制度信任

以「鎏藝拾光」為主題的晚宴結束後，美酒香檳餘香尚存。春熙路依然燈火通明，IFS頂層的爬牆大熊貓依舊歪着頭撅着屁股，像是城市的守夜人，也像時代的隱喻：一頭本土化的文化符號，正默默見證着中國如何從製造邏輯轉向敍事邏輯的每一個轉身。

過去數十年，中國經濟慣於以出口與投資作為兩大引擎，這模式固然拉動高速增長，卻埋下結構性失衡的隱憂：地方債務高築、內需疲軟、創新能力與制度靈活性之間的張力日益突顯。

如今，這場轉型的時間窗口正被外部壓力進一步壓縮。美國早已不再僅僅把中國視為貿易對手，而是視為制度與價值觀的戰略競爭者。從削債減赤、再工業化，重塑供應鏈環境，再到透過軍事聯盟、外交施壓與金融霸權構築圍堵策略，美國的目標已不言自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指出「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這並非口號，而是對整體發展模型的再校準。只有當內需真正成為經濟的主引擎，只有當消費不再只是「購物」而是「認同」與「信任」的體現，中國品牌的敍事才可能從舞台走入日常，從行銷話術變為文化自信。

未來10年，中國要贏得的，可能不只是市場份額，而是一種讓世界願意認同其價值、相信其故事的制度能力。而這種信任，既不能靠熊貓賣萌，更不能靠GDP數字的堆疊，而只能來自於一個能讓人民安身立命、企業願意投資、世界願意傾聽的現代國家敍事體系。

這不只是經濟轉型，更是文明自述的考驗。

徐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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