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脹率3.6%，連續三年超標，政策應對與貿易談判添變數，關稅如何影響日本通脹？

日本最新公佈的三月核心消費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達到 3.6%，連續第三年高於日本銀行（央行，BOJ）設定的 2% 目標。此數據凸顯日本經濟在擺脫長期通縮後，面臨持續的物價上漲壓力。同時，美日貿易談判據報取得「重大進展」，為日本經濟增添了外部不確定性。

高通脹原因剖析：內外因素疊加

日本通脹持續高於目標，主要由以下因素驅動：

首先是輸入性通脹壓力。日圓疲軟是關鍵因素之一，由於日本央行與主要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巨大利差導致日圓持續貶值，這直接推高了能源、原材料等進口商品的日圓計價成本。同時，全球商品價格雖有所回落，但在地緣政治等因素下仍處於相對高位，持續向日本國內傳導成本壓力。

其次是國內成本轉嫁加劇。企業面對持續的成本上升，逐漸將壓力轉嫁給消費者，改變了以往傾向於自行吸收成本的模式。此外，勞動力短缺和經濟復常也推動了服務業（如餐飲、住宿）價格上漲。

再者是薪資增長滯後。近年的「春鬥」薪資談判雖有進展，大企業名義薪資增幅創下紀錄，但增幅仍普遍滯後於物價漲幅，導致實際薪資增長乏力，限制了內需的實質性復甦。實現「薪資-物價」良性循環仍是挑戰。

最後是貨幣政策的影響。日本央行雖已結束負利率和殖利率曲線控制（YCC），但政策利率仍處於極低水平（例如 0%-0.1%）。過去超寬鬆政策的滯後效應可能仍存，而當前政策立場相對其他主要經濟體依然寬鬆。

政府與央行的應對策略：謹慎平衡

面對高通脹，政府和央行試圖在控通脹、保增長、穩金融之間取得平衡：

日本央行（BOJ）採取謹慎的政策正常化路徑。在確認薪資與物價穩定正向循環前，對進一步加息持保守態度。央行密切關注薪資數據傳導和服務價格趨勢，市場預期未來可能緩慢加息。央行同時加強與市場溝通，管理通脹預期，避免政策調整引發市場劇烈波動，特別是考慮到高額政府債務對利率敏感。

日本政府方面，此前通過財政補貼緩解能源、食品價格壓力，但面臨逐步退出的財政壓力。政府持續推動企業加薪，運用稅收優惠等手段鼓勵利潤分享。同時，政府也推進結構性改革（如提高生產率、解決勞動力短缺）以提升長期增長潛力，但短期效果有限。

特朗普關稅影響：貿易談判的不確定性

美日貿易談判的進展，特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及的「重大進展」，帶來新的不確定性。潛在的關稅措施可能對日本通脹產生雙重影響：

美國對日本汽車等主要出口產品加徵關稅，將損害日本出口和經濟增長，可能抑制需求拉動型通脹。但同時可能引發日圓避險性貶值，加劇輸入性通脹。若關稅涉及日本依賴的進口商品或引發報復性關稅，將直接推高進口成本，加劇成本推動型通脹。

談判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會影響企業投資和市場情緒，間接作用於經濟和通脹預期，並可能加劇匯率波動。貿易談判的結果對日本的通脹走向和央行的政策空間都將產生重要影響。

日本經濟正處於轉型期，高於目標的通脹已持續三年。輸入性壓力、成本轉嫁和滯後的實際薪資增長是主要推手。央行在謹慎推動政策正常化，政府則致力於促進薪資增長和結構性改革。美日貿易談判結果，特別是關稅問題，是重要的外部風險。

Text by BusinessFocus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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