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移民外國一定做「二等公民」？文化智商決定移民成就｜BF專欄

By 鄭文耀（Jess CHENG） on 20 Jun 2020

鄭文耀為金融科技集團FinMonster的聯合始創人兼行政總裁，以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為亞洲區內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更創新和便節方案，迅速解決資金需要。創立FinMonster前，於外資和中資企業銀行管理工作十多年以上，深諳商業貸款市場的運作，熟悉公司財務策略及市場推廣，專長於結構融資及貿易融資項目，希望透過知識、經驗和科技，促進行業發展。鄭氏亦為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隨著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一國兩制受到前所未見的考驗，加上自去年反修例引發的社會運動，香港移民潮再次掀起。西方各國紛紛醞釀調整移民政策以吸納香港人才和資金。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已表示因應「國安法」，即將為約300萬名港英年代持有英國國民海外 (即BNO) 護照持有人提供免簽證延長甚或居留工作權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亦表示美國正在考慮歡迎(Welcoming)香港人到美國。

事實上，自去年社會運動至今，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任度每況愈下。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2019年共有兩萬九千名香港居民移民離港，錄得自2012年以來最大的居民外流。縱觀歷史，香港對上一次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是九十年代開始至回歸前夕。當時移民的人認為1997年回歸存在太多不確定因素，故靠移民作第二手準備。回歸後的政局形勢尚算穩定，一國兩制大致上亦沒有變形走樣，不少港人或其子女海外畢業後選擇回流香港工作生活。然而，是次移民潮的出現源於不少香港人對政治體制、司法獨立、教育前景均失去信心，大多抱著一去不返的離開心態。面對日漸「赤化」的香港，市民由從前「抗拒移民外國做二等公民」，演變成「現在不移民，留在香港也要變作二等公民」。究竟這代人移民與上一代人移民背負的挑戰和際遇又有甚麼不同呢？

Photo from Lauyuettan Instagram

從字面意思來看，「二等公民」用來歧視社會體系內的外來人口，即使他們擁有合法的居民地位，政府決策時往往不會以他們的利益作依歸。加上生活文化不同，語言不通，內外夾擊下，他們一般只能聚集在某種族社區，二等公民一詞因此應運而生。時移世易，這一代人移民不再只為轉換生活環境，繼而把自己局限在小區內，反而更加著重如何把自身擁有的技術和國際視野融入當地社會，一展所長。在FinMonster早前撰寫一篇有關營商民俗學的文章內曾提及過「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 一說。這個概念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院教授洪洵(Soon Ang)和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管理學教授范戴茵(Linn Van Dyne)共同提出。除了平常常用的「智商」(IQ)和「情緒智商」(EQ)外，CQ注重的是一個人對多元文化的理解，適應，溝通及協調能力。

畢竟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和社交圏子並不容易，不能單純以旅遊體驗作移民的指標。九十後香港女生劉月丹（阿丹）兩年前移居冰島，旁人總羨慕她能欣賞極光之美，卻不了解背後的辛酸。當你以為懂得英文能走遍天下時便太天真了，她說道定居在冰島一定要懂冰島文，否則難以有共同語言融入其中。移居巴黎的八十後香港女生阿樂同樣，為了接香港雜誌的freelance工作來賺取生活費，要苦練法文，四出邀請在巴黎居住的人做訪問，英文、法文不停轉換。可見，不論你是八十後或是九十後也好，文化智商都是需要的。單憑一技能或是移民的熱誠都是不足夠的，要真正融入當地才算是移民成功。社會學家利弗莫爾（David Livermore）也在《文化智商差異》一書便提出：「在現今這個無國界的世界裏，預測成功最好的指標不是你的智商，也不是你的履歷，甚至不是你的專業知識，而是你的CQ。

香港向來是中西匯集的地方，在全球化下香港人才亦一直與世界接軌，應對跨地域、跨文化的合作，甚至乎主動作出融合。最簡單的例子便是近日的社會事件。除了動員本地香港人，更會轉移至國際線，把議題帶上其他國際討論舞台，不再局限一小個空間。縱然移民至一個全新的領域，港人短期內或會被視為原有社會體系中的外來人，但港人近年展現的靈活和應變能力，加上自身的技術和創新為該社會體系需要和渴求，相信亦能互相通用，靈活發揮，融入當地。

長達一年的社會運動中，香港人多少看透了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的褪色。除了積極尋求新的生活空間，亦開始進行各種全球化的資產配置來「走資避險」，以防成為中美關係趨於惡化的犧牲品。葉劉淑儀字字鏗鏘說道可以在資產凍結前變賣恐怕是過於天真，不太明白凍結的意思。香港不只面對「走資」問題也「走人」問題，漸漸浮現。這將留待下篇文章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