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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峰專欄】探討有限度開放律師行股權 有助香港法律界破局求變 借力LegalTech 可賦能律師行更上一層樓

【陳曉峰專欄】探討有限度開放律師行股權 有助香港法律界破局求變 借力LegalTech 可賦能律師行更上一層樓

Business Bloggers
By 陳曉峰 on 20 Nov 2026
陳曉峰 Nick Chan 香港立法會議員 (法律界) 全國港區人大代表,執業律師,BBS,MH,JP 具跨界別科技背景的律師視角,長期關注創科、數據治理、網絡安全及數字經濟的合規與政策發展。善於把技術趨勢與法律框架、商業落地及風險管理結合分析,就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及數字資產等議題提出務實且具前瞻性的觀點,為讀者帶來獨特而深遠的見解。

在全球數字經濟浪潮與人工智能(AI)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法律服務行業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轉型。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香港擁有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獨特優勢,專業水平備受國際肯定。然而,在面對跨境業務日益複雜、客戶對高效率與性價比要求不斷提升的當下,香港傳統律師行的營運與資本架構,正面臨著極待突破的瓶頸。

香港目前嚴格規定律師行(包括獨資、合夥及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LLP)的所有經營者或合夥人,必須為持有無條件執業證書的香港註冊律師(受《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規管),嚴禁非律師成為合夥人、股東或分享利潤。在國際法律界,容許非律師持有律師行股權或與其他專業組成跨界別合夥,俗稱「另類業務結構」(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s, ABS)或「跨專業合夥」(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s, MDP),已討論多年。探討香港是否應該修例放寬? 本質上需要權衡「行業競爭力與創新」,以及「法律專業獨立性與客戶利益保障」這兩大核心衝突。

放眼國際參考案例與現況,不同普通法及主要司法管轄區對此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取態。例如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早在2007年透過《法律服務法》全面開放,自2011年起正式容許成立ABS,非律師可擁有律師行高達100%股權甚至公開上市,催生了大型專業機構旗下的法律部門及高度資本化的律所;澳洲亦早於2001年率先立法容許律所法團化並引入外部股東及上市;而與香港法制及市場環境更為相近的新加坡,則在2015年修訂《法律專業法》,引入「法律紀律合夥」(Legal Disciplinary Practices, LDP),有限度容許非律師(如管理層、財務或科技專才)成為合夥人或董事,但設嚴格上限(通常非律師佔比及表決權不得超過25%),且不開放予純外部財務投資者;至於美國多數州份,則普遍維持限制,擔心外部盈利壓力干預律師的獨立判斷。

探討有限度開放律師行股權,有助香港法律界破局求變。

 

提高律師行附加值,打破「大行愈大、小行難存」的困局

審視支持香港修例放寬的理據,其迫切性與戰略價值顯而易見。首先,傳統合夥制律師行往往採取「年度利潤全數分派」的模式,缺乏長期留存資本去投資大型法律科技(LegalTech)、人工智能系統或數據基建,引入外部投資者或科技專才作為股東,正能協助律所突破資金瓶頸。其次,現代大型律所高度依賴首席營運官、資訊科技總監及合規專才,現行制度限制了非律師高管分享股權紅利,放寬限制有助挽留跨界別核心管理人才。再者,面對跨境併購、家族辦公室及虛擬資產等複雜業務,客戶渴望「一站式」跨專業服務,適度融合有助鞏固香港的國際樞紐地位,同時亦能為面臨退休無人接班的本地中小型律所提供傳承與併購出路。

當中,引入法律科技(LegalTech)公司參與成為股東,對業務發展將帶來極大的助力。現時全港接近九成律師行屬於中小型規模,單靠個別律所自身的財力從零開發AI法律研究工具、自動化合約審閱系統或高規格網絡安全防護,無疑是沉重負擔。若制度上容許合資格的LegalTech企業以策略性少數股東的身份入股律師行,雙方的合作便能從單純的「買賣服務」升級為「共同研發」。科技團隊能與執業律師並肩作戰,針對跨境仲裁、知識產權保護及合規審查等實戰痛點量身打造專屬AI解決方案;中小型律所亦能以股權換取先進的數字化管理基建,大幅降低轉型門檻,從而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承接更高附加值的複雜案件,打破「大行愈大、小行難存」的困局。

當然,在推進改革的同時,我們亦必須正視業界審慎考慮的理據,切勿掉以輕心。一方面是客戶保密義務(Client Confidentiality):屬於專業操守與倫理規範,重點在於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對客戶在業務往來中知悉的資訊負有不得隨意對外洩漏的義務,但在特定法定情況下可能需依法披露。若非律師股東(特別是跨行業集團,如會計師行或保險公司)並非受《法律執業者條例》直接規管的執業律師,在資訊共享、集團內部審計或向母公司匯報時,對於是否會引發客戶資料保密及利益衝突可能是灰色地帶。另一方面是監管架構需大幅重組的挑戰:現時香港律師會的規管權力建基於「個人執業資格」,若引入非律師股東,監管機構必須建立針對「企業實體」及「非律師控制人(Fit and Proper Test)」的全新發牌與懲處機制。探討漸進式有限度放寬

綜合權衡利弊,香港在探討修例時,絕非要在「完全封閉」與「英國式全面資本化」之間二選一。相反,探討「漸進式有限度放寬容許非律師持有律師行股權或與其他專業組成跨界別合夥」的可行性,不僅切合香港實際情況,更是值得贊成及積極推進的務實方向。

具體而言,特區政府、律政司與香港律師會可參考新加坡的穩健經驗,分階段落實制度創新:第一步先容許全職受僱的管理專才或策略性LegalTech夥伴成為少數股東,並將非律師的總持股比例及投票權嚴格限制舉例在25%或以下,確保執業律師對事務所依然擁有絕對主導權;同時,在《法律執業者條例》中明確確立「律師對法庭及客戶的專業操守責任凌駕於股東商業回報」的法定優先條款,要求所有非律師股東必須通過「適當人選」審查並向律師會註冊受紀律約束,並立法設立嚴格的資訊隔離牆(Information Barriers)與數據安全標準,徹底堵截客戶保密原則的漏洞。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與時並進。只要我們在堅守法治核心價值與專業獨立性的前提下,築牢監管與操守的「安全網」,以漸進、可控的步伐有限度打破行業壁壘,讓LegalTech與跨專業人才成為推動香港法律界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引擎,必能為業界開闢更廣闊的藍海市場。歡迎法律業界友好提出意見,請電郵至nickchan@nickchanhiufung.com 作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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