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宅職薯】最慘夾心人:沒有權力 卻要孭飛 如何能逃出職場地獄?
你是否都遇過這種處境:一個項目出事,所有矛頭都指向你,要你負責、要你解釋、要你善後;但當初決定怎樣做的,根本不是你。你有的,只是「孭飛」的責任,卻從來沒有「話事」的權力。今天半宅職薯就和大家認真討論,香港職場上一個最龐大、卻最沉默的群體——「孭飛無權」的人。
什麼是「孭飛無權」?
先說清楚這四個字。「孭飛」,是要你承擔後果;「無權」,是你根本沒有相應的決定權。
最典型的場景是這樣:上司把一個項目交給你,說一句「全權交給你」。你以為這是信任、是上位的機會。但真正做起來,你才發現:預算要上頭批,人手要別的部門配合,方向隨時被一句「老闆覺得不行」推翻。你能調動的資源接近零,但項目一旦失敗,問責的第一個,一定是你。
責任滿手,權力落空。而最無奈的是:你根本沒有得選。
這不是個別倒霉,而是一種結構性的無奈
很多人以為自己孭飛無權,是時運不濟,是遇着衰上司。但說穿了,這不是個別人的倒霉,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安排。

香港的公司,尤其是大機構,決策權高度集中在最頂層;而執行的壓力,則層層往下壓。夾在中間的人——前線主管、項目負責人——就成了那塊上下被咬的夾心餅:對上,要消化老闆一個又一個未必合理的指令;對下,要驅動一班自己根本無權給他們加薪、決定他們升遷的下屬。權力被上面收走,責任被上面推落,他就成了那個「上下兩頭都不到岸」的人。
你想反抗嗎?上面一句「你不做,大把人想做!」,就足以讓你收聲。香港租貴、供樓、養家,每一樣都是實實在在的重量。於是絕大多數人,只能默默把那張飛孭起,繼續行。不是不知道不公平,而是知道了,也走不開。這份「明知不對,卻不得不受」的無力感,才是孭飛無權最奪命的地方。
權責不對等,是會慢慢逼瘋一個人的
這份無奈,其實有紮實的學術根據。學者 Robert Karasek 提出著名的「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Control Model):一份工作對人的傷害有多大,不單看「要求」有多高,更關鍵的是看你手上有多少「控制權」。
研究發現,最容易令人崩潰、出現健康問題的,不是「高要求」的工作,而是「高要求、低控制力」的組合——要你擔起千斤重擔,卻不給你半點調度的權力。孭飛無權,正是這種「高壓工作」的教科書級示範。一個被困在這裏的人,不是因為能力不足而垮下,而是因為他被放在一個結構上注定贏不到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長期覺得疲憊、無力、做極都不對,未必是你不夠好,而是這個「位」本身,就是設計來消耗你的。
香港,有一整代人活在這個位置
把鏡頭拉遠,你會看見一個驚人的事實:孭飛無權,不是少數人的遭遇,而是香港一整代中層的集體寫照。
他們大多三四十歲,讀過書、捱過世界、做到中層。對上,是手握大權卻離地的高層;對下,是一班開始講 work-life balance 的後輩。他們是公司運作的真正引擎,出事時第一個被問責,論功時卻輪不到他們上台。他們供着樓、養着仔女、照顧着父母,連說「裸辭」兩個字都感覺奢侈。
心理學有一個概念叫「習得性無助」:當一個人反覆嘗試卻反覆失敗、反覆發現自己無力改變處境,他最終會索性放棄掙扎,連逃走的念頭都消失。香港很多中層,正活在這種狀態裏:他們不是不知道自己被剝削,而是試過、累過、絕望過之後,選擇了麻木:返工、收工、孭飛、收聲,日復一日。
這群人是香港最沉默的一群。他們撐起了無數公司,卻幾乎沒有人為他們發聲。
那,還有出路嗎?
說到這裏,我必須提醒大家思考事情的另一面:無奈是真的,但徹底認命,不是唯一的選項。
破局不一定是轟轟烈烈地辭職反枱。它可以很細,例如:接一個新項目之前,先冷靜問一句「我可以自己拍板的範圍到哪裏?」,把權力的邊界在開始前講清楚;把上司口頭答應的權限,用一封電郵覆述確認,讓「權」和「責」一樣,變成看得見的東西。
這些動作不會立刻改變整個結構,但它至少讓你從「完全被動」,拿回一點「自己揀」的空間。而往往,就是這一點點不肯完全認命的空間,決定了一個人最後是被這個位置消耗殆盡,還是有一日能夠走出去。
孭飛無權,是香港太多打工仔逃不掉的現實。我寫這篇文章,不是要販賣甚麼「正能量」,叫你「轉個念頭就無事」——那是離地的風涼話。
承擔,是香港人的美德。而除了上述方法之外,我想給你知道有一套更強力的工具:「無權力領導學」。
關於無權力領導學,我將來會在這裏分享更多。而在掌握這套技巧心法之前,你要做的,就是撐著,別讓自己連「不甘心」的力氣在黎明前都輸掉。
半宅職薯
半宅職薯研究現代華人職場中,制度表面秩序與真實人性運作之間的落差,並把這些觀察應用於組織診斷與商業決策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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