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反壟斷」中美內涵南轅北轍 比起促進競爭北京更想「打老虎」

中美兩國的互聯網巨頭，過去數月的日子都不大好過。本月初，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聯合幾乎所有州政府，對Facebook提請反壟斷訴訟，要求其永久剝離Instagram和Whatsapp業務；一旦成事，同樣體量龐大的Google、Apple恐怕也「難逃厄運」。

中國政府繼阻攔螞蟻金融集團上市後，中央政治局上週召開經濟會議，定調「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隨後變向阿里巴巴和順豐發出罰款，金額雖小但警告意味濃厚。至於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歐盟，也公布《數碼市場法案》，要求在歐盟範圍內年收超過65億歐元的科技巨頭放棄壟斷地位，向政府和競爭對手交出某些數據，以利競爭。

儘管「反壟斷」在主要經濟體都蔚然成風，但各國「反壟斷」方式和目的卻大相徑庭。

美國：促競爭不限行業

在美國，反壟斷歷史由來已久。19世紀80年代，內戰後秩序平復的美國經濟迅速發展，但在石油、製糖、鋼鐵等領域卻形成一大批壟斷財閥，破壞市場競爭同時，也令一般市民和小商戶生計受影響。最具代表性的石油巨頭洛克斐勒於1870年創立標準石油公司，壟斷美國九成石油市場，更將產業滲入金融領域，希望進一步擴張業務版圖。

1890年，美國通過世界首個反托拉斯法案《謝爾曼反壟斷法》。1911年，聯邦政府控告標準石油勝訴，後者被拆分成34間公司，其中包括港人熟悉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及康菲公司。隨後百年，《反托拉斯法》成為聯邦政府對付財閥的最佳武器：1945年，美國鋁業公司因壟斷被拆散；1970年，IBM集團被迫開放軟硬件技術標準，容許其他廠商進入商用電腦市場；1984年，美國電訊巨頭AT&T被勒令拆分為7個地區公司。至於微軟壟斷瀏覽器市場一案，則伴隨Windows系統開放第三方瀏覽器，Firefox和谷歌Chrome的崛起告終。

由過往案例可見，美國的反壟斷手段雷厲風行。對市場上缺乏競爭對手的，便把大集團拆分，人為塑造競爭；已有競爭對手的，便要求大集團撤銷技術或市場壁壘，進一步促進競爭。美國FTC今次要求拆分Facebook的社交王國，便屬前者；而今年10月，谷歌被要求停止支付手機廠商費用，以換取預裝Google軟件，則屬後者。

但無論採用何種方式，聯邦政府的行動僅止於「製造競爭」，無意改變產業的運作邏輯和遊戲規則。正因如此，無論是IBM、AT&T以及之後的微軟，雖然因反壟斷法失去相當市場份額，但卻受益於開放競爭後蓬勃發展的電腦行業、電訊行業及互聯網，股價也短空長多，屢創新高。

歐盟：隱私安全也關「反壟斷」事

另一方面，美國的「反壟斷法」旨在保護國內市場，在面對海外競爭時則傾向「積極捍衛本國企業權益」。眾所周知，歐盟國家由於歷史或文化因素，對個人私隱相當重視。但由於互聯網公司國際化的特性，大部分歐盟用戶數據卻被掌握在美國互聯網企業手中，受美國法律監管，這一現狀為歐盟當局所不容。

2016年，歐盟推動俗稱GDPR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要求所有互聯網企業處理歐盟企業和公民信息時採取統一標準：包括在客戶要求時刪除相關歷史資料，禁止將客戶資料帶離歐洲等。美國以「刻意製造非關稅壁壘」為由多次抨擊相關法案，令美歐雙方貿易談判又增新結。

除了設立隱私法案，歐盟當局也不時威脅使用反壟斷條款制裁美國科技巨頭。但由於歐盟境內缺乏可提供類似服務的企業，這樣的「反壟斷」威脅更多只是籌碼，旨在確保美國科企按歐盟私隱和安全標準行事，並在和美國的服務業貿易談判中取得優勢。

中國：「反壟斷」醉翁之意不在酒

至於近來頻頻敲打互聯網巨頭的中國，所謂「反壟斷」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國的主要互聯網行業，都不存在「一家獨大」。社交媒體方面，騰訊和字節跳動分別在文字和影片領域取得優勢；金融方面：支付寶和微信佔據主要市場，京東也可分一杯羹；外賣市場有「餓了嗎」和「美團點評」；零售市場有淘寶、拼多多、小米、網易⋯⋯競爭無處不在。

 換而言之，中國互聯網行業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市場壟斷。無論是中共政治局經濟會議上所言「防止資本過度無序擴張」；《人民日報》提到的「互聯網企業不應只惦記著幾根蘿蔔白菜，要著眼未來科技」；再到螞蟻金融上市失敗後，內地輿論對「互聯網企業放高利貸」的批評。都可看出：中央不滿的並非企業壟斷，而是互聯網企業掌握的資源體量、盈利方式和發展方向，都背離了中共對互聯網企業的期望。

 在金融領域，互聯網集團的「創新思維」繞過了現有金融管理體系。以螞蟻金融為典型的金融平台掌握大量存款，搶奪傳統銀行市場；又以極低的準備金率和高昂的利率放貸，賺取豐厚利潤的同時，將系統性風險丟給了傳統銀行系統。

在經濟領域，互聯網產業利用龐大用戶基數、先進算法和高額補貼三板斧，在幾乎每個民生領域攻城略地。交通出行、文娛購票、餐飲、醫療保健，乃至最近生鮮交易，行業秩序都因互聯網企業介入而改變。這樣的局面既衝擊到部分基層市民生計，也衝擊了中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為主題」的理念。

社會治理方面，互聯網集團在肺炎疫情期間推出的和追踪系統，很快被政府認可。龐大的信息互通和物流網絡，也讓中國在封城期間維持基本生活秩序。但互聯網公司的強大能力，也引起政府的忌憚：互聯網去中心化的性質和中共「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的要求背離。即使如今互聯網企業積極為政府治理服務，也需要加強管制，確保大數據工具完全被當局所用。

簡而言之，中國對互聯網企業「反壟斷」目的並非促進行業競爭，而是在商業規模、商業性質上為互聯網企業劃定紅線。儘管北京的新紅線還為釐清，但有兩點是注定的：

一，互聯網企業的發揮空間將較當下大為縮窄，並且減少在回報迅速的消費領域投資，增加科技領域的長線投資；

二，政府和互聯網企業的關係會從原本相對平等的「合作互利」，轉向上下位關係明晰的「指導-執行者」關係。政府對互聯網企業的財政和政策控制會更明顯，而外界藉投資互聯網企業「賺快錢」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在被諷刺為「國家資本主義」多年後，中國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正一步步重現其「社會主義」的本色。

Text by Business Focus Edito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