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病逝享年89歲從負債209億救活東方海外到帶領香港走出金融風暴 29年後重看香港首任特首他看得太遠還是香港走得太慢？

By Chant Zhao on 09 Sep 2026

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逝世，終年89歲。從1937年上海出生、赴英修讀海事工程，到接掌家族航運王國；再由商人走入政壇，成為1997年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一生，與香港近半世紀最重要的經濟轉型幾乎同步。

亞洲金融風暴、樓市崩跌、科網泡沫、沙士，董建華任內遇上的「黑天鵝」可能比不少香港特首加起來還多。然而在董特首上任之後的29年重新回望，土地供應、創科、教育改革、CEPA、與內地經濟融合，不少今天仍決定香港競爭力的議題，早在董建華年代已埋下伏線。董建華曾說，「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一句話既總結他的政治信念，也串起一名航運企業家如何用商業視角思考香港的發展。

由救船到治港商人董建華最相信「長線」

1982年父親董浩雲離世後，董建華接掌東方海外國際（0316）的航運事業，迎來人生第一場真正的巨大風浪。全球航運業陷入低潮，集團一度背負約26.8億美元債務（約209億港元），涉及逾200家銀行。面對企業生死關頭，董建華用逾一年時間與債權人協商、出售資產、重組債務，最終令東方海外避過倒下。對一名企業家而言，這不是單純「捱過寒冬」，而是一場徹底的資產負債表重整，這段經歷塑造了董建華往後非常鮮明的處事方式：不只處理眼前危機，而是找出結構問題，再押注長期方案。

1997年7月1日，董建華由商界走到香港最高行政位置，他曾以香港人「掌握自己的命運」形容回歸後的新時代。董建華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每年最少興建8.5萬個住宅單位，希望十年內將自置居所比率提升至70%。「八萬五」其後因亞洲金融風暴及樓市急跌成為最大爭議，但從商業角度看，董建華當年的核心判斷十分直接：土地供應不足，最終會推高住屋、營商及整座城市的成本。29年後香港仍為土地和樓價爭論，也反映問題從未真正消失。

金融風暴敢「落場」創科、教育、CEPA留下長尾

董建華最具企業家色彩的一役，是1998年金融風暴。國際炒家同時狙擊港元、恒指及期指，香港面對聯繫匯率制度被衝擊的危機。特區政府最終動用約1,180億港元入市買股票，做法一度被批評破壞自由市場原則，但最終守住金融體系，持股其後透過盈富基金逐步釋放。當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政府是否只能袖手旁觀？董建華政府當年的答案十分清楚：香港最核心的金融底盤不能失守。

更具長線意味的是，董建華並沒有把香港未來只押在金融和地產。1998年政府已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撥款50億港元推動科技研發，之後科技園、應科院、數碼港相繼發展；教育方面亦推動「3+3+4」改革。2003年沙士令香港經濟跌入谷底，同年CEPA簽署，自由行亦陸續推出，內地旅客、資金及市場重新為香港注入動力。「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在董建華眼中並非一句政治口號，而是一套經濟判斷：香港的國際金融、專業服務和法治優勢，若能與內地龐大市場結合，才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離開禮賓府沒有退休換一個位置繼續投資香港

2005年董建華辭任行政長官，同月獲增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其後任職至2023年。離開香港最高行政位置後，他沒有完全退出公共事務，角色反而由一座城市的管理者，轉向更廣闊的國家及國際交流平台。曾經長期在美國工作、熟悉西方商業社會的董建華，尤其重視中美關係。董建華認為中美之間若缺乏理解，政治摩擦最終會變成經濟、貿易及投資成本；若能保持溝通，香港亦有機會發揮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獨特角色。

2008年，董建華在香港創立中美交流基金會（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透過政商、學術、青年及政策交流，推動中美之間建立更多非官方溝通渠道。從商業角度看，這其實與董建華一生的思維一脈相承：商業世界最怕資訊斷裂，國際關係同樣如此；互信愈少，交易成本愈高。

2014年，董建華再成立團結香港基金，將目光重新放回土地、房屋、創科、教育及香港長遠發展。由中美交流基金會到團結香港基金，一個向外連接世界，一個向內研究香港，恰好形成董建華離任後的兩條主線：為國家與世界搭橋，同時繼續替香港尋找下一程。

由救活一家負債纍纍的航運企業，到在金融風暴中守住香港市場；由押注創科、教育改革，到用CEPA打開內地市場，再到成立團結香港基金研究香港下一程，董建華一生都像在「掌舵」。

董建華未必每次都選中最佳航線，甚至曾因改革太急、政策溝通不足而付出巨大政治代價。但企業家最重要的能力，從來不是保證沒有風浪，而是在風浪來臨時仍然敢作決定，更願意把目光放在下一個十年。

新華社形容，董建華是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愛國人士、傑出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距離董建華擔任特首，事隔已經29年，但香港仍然在談土地、創科、人才、教育和如何把國家機遇轉化成自己的競爭力。董建華真正留下的，也許不只是一份首任特首的成績表，而是一種難得的管治視野：香港這城市不能只解決今天的問題，更要為還未到來的新時代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