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然專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精妙諷刺關稅是錯路開放創新才是經濟增長良藥

By 李浩然 on 02 Nov 2025

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委員會總能在最恰當的時刻，展現其精妙幽默的諷刺感。在一個全球主要經濟體正忙於構築貿易壁壘、收緊移民政策、並對技術脫鉤沾沾自喜的時代，他們選擇將經濟學獎授予三位畢生致力於證明「開放」與「創新」是經濟增長唯一引擎的學者。這與其說是一份榮譽，不如說是一篇寫給當下全球政客的、措辭尖銳的備忘錄，只不過他們大概率不會閱讀，更遑論理解。

今年的桂冠由美籍以色列裔的莫濟里（Joel Mokyr）、法國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加拿大的豪伊特（Peter Howitt）摘得。他們的理論並非石破天驚，卻為一個古老命題提供了堅實的脈絡：持續的經濟增長源自何處？答案是技術創新，以及一個允許其發生的社會環境。這聽起來像是任何一本經濟學入門教科書的開篇，但三位學者的貢獻在於將其從模糊的口號，錘鍊成有血有肉的分析框架。

莫濟里的貢獻尤為根本，他提出了「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即「為什麼」）與「指令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即「怎麼做」）的劃分。工業革命之所以在歐洲而非別處引爆，正是因為科學的「為什麼」與工匠的「怎麼做」首次實現了致命的結合，形成了正向反饋的迴旋。在此之前，人類的技術進步是零星的、偶然的，如同在黑暗中偶然撿到幾枚金幣；而那之後，我們學會了點石成金。這套理論解釋了為何一個社會僅有熟練的工匠而沒有基礎科學的突破，其增長終將觸頂。

阿吉翁與豪伊特的模型則更具攻擊性，他們將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那充滿達爾文主義色彩的「創造性破壞」概念，轉化為冷冰冰的數學公式。增長的核心是殘酷的迭代：智能手機取代了轉盤電話，電動車正在為百年內燃機工業敲響喪鐘。每一波創新都必然伴隨著舊產業的死亡與既得利益者的哀嚎。這個模型的美妙之處在於，它承認增長的內核是衝突，而非和諧。

然而，將這些優雅的理論置於當今混亂的現實中，諷刺便油然而生。三位獲獎者在獲獎感言中異口同聲地警告保護主義、反移民情緒與貿易壁壘的危險。他們的研究證明，思想、人才與商品的自由流動是催生「為什麼」與「怎麼做」相互激盪的最佳培養皿。可現實呢？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正上演一場關稅與技術管制的拉鋸戰，歐洲則在焦慮地討論如何避免淪為中美科技競賽的旁觀者。獲獎者們開出的藥方，恰恰是各國政府唯恐避之不及的毒藥。

中國的案例為莫濟里的理論提供了一個更為複雜且充滿張力的註腳。北京無疑是一個信奉增長與創新的政府，其在指令性知識——「怎麼做」——層面取得了驚人成就。正如深圳的工廠可以無縫地從組裝iPhone轉向製造華為手機，再到生產大疆無人機。這種根植於龐大勞動力之中的「流程知識」，使中國成為一個效率驚人的迭代創新機器，擅長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複製並優化現有技術。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這種模式的可持續性如何？一個在「為什麼」層面——即基礎科學與思想開放性——受到嚴格管控的體系，能否持續產生引領下一輪工業革命的根本性突破？當一個社會的「開放」僅限於商業應用，而非思想本身，它或許能將 prescriptive knowledge 推向極致，卻可能扼殺了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的源頭活水。中國模式的未來，將是對莫濟里理論的一次豪賭：一個高度集中的體系，能否在缺乏真正開放文化的情況下，持續贏得這場創新長跑。這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個價值數萬億美元的政治實驗。

與此同時，阿吉翁與豪伊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也正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應驗。人工智能（AI）的崛起，預示著一場規模空前的就業市場洗牌。理論模型可以輕鬆地假設失業者會轉移到新興行業，但在現實中，一位密西根的汽車工人很難在一夜之間變成矽谷的AI工程師。創造性破壞帶來的社會陣痛是真實而劇烈的，它製造的政治裂痕，恰恰是催生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溫床。諾貝爾獎讚美了驅動增長的引擎，卻對引擎排出的廢氣輕描淡寫。

說到底，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理論的睿智與現實的頑固。它讚揚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財富創造機制，卻恰逢其主要推手們正忙於給這個機制踩剎車、潑冷水。三位學者用畢生心血繪製了一幅通往持續繁榮的地圖，而世界各國的領航員們，卻似乎決心朝著相反的方向全速前進。這或許是經濟學這門「沉悶科學」所能展現的、最黑色幽默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