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黃色經濟圈｣(一)—國際案例｜BF專欄

By 鄭文耀（Jess CHENG） on 10 Mar 2020

「黃色經濟圈」是香港近期的buzzword。「黃色經濟圈」論說的要旨，基本上是以政治理念為目標，以經濟為手段。這類視經濟從屬於政治的理論乃至實踐，其實並非新事，在世界政治中早有先例。冷戰時期中國在港的「紅色經濟圈」便是一例。

在冷戰時代香港影視業之中，「紅色經濟圈」活動尤為明顯，從電影發行乃至製作，處處可見經濟活動裡的政治。當時蘇聯電影發行商Sovexportfilm 是「紅色電影」的重要供應商，成立於1950年的香港南方影業便是以接收Sovexportfilm 旗下的香港安達公司業務起家，此前香港安達公司的重要任務，是分發電影到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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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增加國家外匯收入，是香港南方影業的政治任務之一；於1967暴動期間，香港南方影業也有參與反香港英殖政府活動。此外，向中國大陸以外華人宣傳「新中國」，同為香港「長鳳新」三家左派電影公司所兼負的國家任務，頗為家傳戶曉的《七十二家房客》便是由新聯於1963年出品。

為抵禦「紅色電影」的影響力，台灣國民黨政府自1953年起支援「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自由總會)在港營運。若不向自由總會申請，香港電影便無法在台灣上映，故此當時香港兩大電影公司邵氏和電懋都與自由總會關係密切。

時至今日，影視業裡的中國「紅色經濟圈」影響力仍存，與台灣有關的「周子瑜事件」乃至近期的「波特王事件」，都是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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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政治色彩的經濟圈當然不是中國獨有產物。在2019年年底，英屬哥倫比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歷史學家Leo Shin受訪時指，國際企業從南非撒資，發起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global Anti-Apartheid Movement)，是香港經濟圈抗爭模式可參考的先例。這場反抗運動的成果之一，是曼德拉(Nelson Mandela)於1990年代獲釋，繼而成為開創新時代的南非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