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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黃色經濟圈」(一)—國際案例|BF專欄

也談「黃色經濟圈」(一)—國際案例|BF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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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耀為金融科技集團FinMonster的聯合始創人兼行政總裁,以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為亞洲區內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更創新和便節方案,迅速解決資金需要。創立FinMonster前,於外資和中資企業銀行管理工作十多年以上,深諳商業貸款市場的運作,熟悉公司財務策略及市場推廣,專長於結構融資及貿易融資項目,希望透過知識、經驗和科技,促進行業發展。鄭氏亦為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黃色經濟圈」是香港近期的buzzword。 「黃色經濟圈」論說的要旨,基本上是以政治理念為目標,以經濟為手段。這類視經濟從屬於政治的理論乃至實踐,其實並非新事,在世界政治中早有先例。冷戰時期中國在港的「紅色經濟圈」便是一例。

在冷戰時代香港影視業之中,「紅色經濟圈」活動尤為明顯,從電影發行乃至製作,處處可見經濟活動裡的政治。當時蘇聯電影發行商Sovexportfilm 是「紅色電影」的重要供應商,成立於1950年的香港南方影業便是以接收Sovexportfilm 旗下的香港安達公司業務起家,此前香港安達公司的重要任務,是分發電影到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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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增加國家外匯收入,是香港南方影業的政治任務之一;於1967暴動期間,香港南方影業也有參與反香港英殖政府活動。此外,向中國大陸以外華人宣傳「新中國」,同為香港「長鳳新」三家左派電影公司所兼負的國家任務,頗為家傳戶曉的《七十二家房客》便是由新聯於1963年出品。

為抵禦「紅色電影」的影響力,台灣國民黨政府自1953年起支援「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自由總會)在港營運。若不向自由總會申請,香港電影便無法在台灣上映,故此當時香港兩大電影公司邵氏和電懋都與自由總會關係密切。

時至今日,影視業裡的中國「紅色經濟圈」影響力仍存,與台灣有關的「周子瑜事件」乃至近期的「波特王事件」,都是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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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政治色彩的經濟圈當然不是中國獨有產物。在2019年年底,英屬哥倫比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歷史學家Leo Shin受訪時指,國際企業從南非撒資,發起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global Anti-Apartheid Movement),是香港經濟圈抗爭模式可參考的先例。這場反抗運動的成果之一,是曼德拉(Nelson Mandela)於1990年代獲釋,繼而成為開創新時代的南非總統。

接下來兩篇文章,會略談香港「黃色經濟圈」的發展路線圖。

(原文FinMonster Blog 較早前發表)

(本文經由博客鄭文耀授權轉載,並同意BusinessFocus編輯文章與修訂標題。文章內容為博客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Text & photos:鄭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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