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客觀科學數據看疫情｜莊太量教授專欄

By 莊太量教授 on 04 Feb 2020

莊太量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新亞書院輔導長，及環球經濟與金融跨學科主修課程聯席主任，2013-2016年兼任南京大學思源講座教授。莊教授1991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學士，1995年獲美國羅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經濟學博士，其專業研究範疇為計量財務學。莊教授為全球首百分之五經濟學家 (RePEc)，傑出作品量為全球首百分之一，2000-2005年於全球理論計量經濟學排名37，著有《人生煉金術的7大抉擇》一書及700餘篇論文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以及中港報章。莊教授熱心服務社會，經常接受電子傳媒及報章訪問，及與中港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交流經濟意見，並出任多項公職，曾任世界銀行及聯合國世界綠色組織項目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標凖工時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及康樂園國際學校校董，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及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評審委員會委員，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成員，香港總商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委員，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專家小組委員，香港賽馬會會員，亞太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計劃主任，及多份國際期刊的編輯委員。

近日，武漢肺炎疫情嚴峻，本港倡議封閉口岸之聲不絕於耳，但在考慮這議題時，大家宜先摒棄主觀情緒，從客觀角度分析；筆者想就此問題略談一二。當然，每逢疫病，社會出現恐慌，實不出意料；民眾惶遽，歸根結底，是因為懼怕遭到傳染，而且病毒足以致命。是次武漢肺炎疫情，可從幾個角度分析。首先，大家應關注的並非染病人數或者感染率，而是奪命率。試想，如果人人染病，但病毒不會致命，那麼該病症不過如普通感冒，危害有限。所以，我們需要比較武漢肺炎與一般感冒的致命率，孰高孰低；以現有數據估算，亡故人數約佔確診總數的2%，武漢的數字難免略高於其他地方。其次，各位須留意病逝個案集中在哪一類人群。觀乎現時相符病例的分佈，已逝病患的年齡中位數接近70歲，亦即表示絕大部份皆屬長者，他們或許遭併發症侵襲，或是自身抵抗力較弱，遭疫症奪命的風險較高。若病毒未必會對年輕一輩造成影響，疫情的嚴重性就不如想像——當然亦有較年少的患者病逝，所以大家仍是小心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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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值得琢磨的因素是疫症會否被殲滅。回顧沙士一役，疫情持續不超過一年，在天氣回暖後逐漸消退，由此推斷，酷熱環境也許不利該病毒生存。反觀武漢肺炎，最早的病例可追溯至去年十月，但病毒有可能在此前已存在，只是炎熱天氣抑制病毒活動，令受感染者不至於發病。武漢氣候酷熱，十月的平均溫度為20度左右，而之前的溫度更高，或許20度以上的氣溫阻遏病毒存活，因此病症在20度以下的環境爆發。那麼，氣溫何時會升至逾20度呢？以武漢的全年溫度分佈而言，這應該要待到四月，四、五月溫度會急速上升，甚至達25度；故此，若根據沙士的經驗推算，疫情最快可望在四、五月受控。這些都是比較客觀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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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不同城市應否採取各異的應對措施（例如全面或局部封關），政府又該如何判斷需否封關呢？我們或須先斟酌一個基本問題——生命何價？當然，生命寶貴，對自己和親人來說，每個人的性命皆是無價；但於旁人和社會整體而言，個人生命的價值都能夠被量化，社會不會不惜一切代價維持某一個人的生命，因為畢竟社會決策還是以經濟效益為依歸，正如飛機等交通工具時有失事個案，然而社會不至於因噎廢食，禁止行駛，這是權衡效益和風險後的決定。從“冰冷無情”的經濟學角度思考，人命對自身來說自然是至關重要，對他人則不然；故此，若要求某人犧牲一切時間來陪伴或者維持一個陌生人的性命，筆者相信樂意響應的寥寥無幾。雖然這結論看似冷酷，但無奈古往今來皆是如此。關於封關決定，若撇除生命價值的問題，單從經濟角度思忖，大家可先估計不封關會導致的病亡人數以及其相應的補償金額（比如說法庭會釐清意外罹難者應有的賠償，我們亦可假設一定上限，例如每人一千萬，就沙士的情況而言，病逝人數約300，純粹計算人命的代價便大概是30億）。假若封關招致的經濟損失超出此數，政府便不太可能完全封關。當然，我們不能僅從經濟角度看待這議題，原因是最終病亡數字難以預料，萬一人數達三、四千，乃至三、四萬，其損失之重，無需贅言，封關就有其必要性。這是從一個較為理性的角度得出的結論。其實，每當面對此類會引起群眾恐慌情緒的問題，大家宜適當抽離情感，選擇比較客觀科學的方法解析，以期達到合理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