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移民外國一定做「二等公民」?文化智商決定移民成就|BF專欄

【海外移民】移民外國一定做「二等公民」?文化智商決定移民成就|BF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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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鄭文耀(Jess CHENG) on 20 Jun 2020

隨著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一國兩制受到前所未見的考驗,加上自去年反修例引發的社會運動,香港移民潮再次掀起。西方各國紛紛醞釀調整移民政策以吸納香港人才和資金。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已表示因應「國安法」,即將為約300萬名港英年代持有英國國民海外 (即BNO) 護照持有人提供免簽證延長甚或居留工作權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亦表示美國正在考慮歡迎(Welcoming)香港人到美國。

事實上,自去年社會運動至今,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任度每況愈下。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2019年共有兩萬九千名香港居民移民離港,錄得自2012年以來最大的居民外流。縱觀歷史,香港對上一次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是九十年代開始至回歸前夕。當時移民的人認為1997年回歸存在太多不確定因素,故靠移民作第二手準備。回歸後的政局形勢尚算穩定,一國兩制大致上亦沒有變形走樣,不少港人或其子女海外畢業後選擇回流香港工作生活。然而,是次移民潮的出現源於不少香港人對政治體制、司法獨立、教育前景均失去信心,大多抱著一去不返的離開心態。面對日漸「赤化」的香港,市民由從前「抗拒移民外國做二等公民」,演變成「現在不移民,留在香港也要變作二等公民」。究竟這代人移民與上一代人移民背負的挑戰和際遇又有甚麼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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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from Lauyuettan Instagram

從字面意思來看,「二等公民」用來歧視社會體系內的外來人口,即使他們擁有合法的居民地位,政府決策時往往不會以他們的利益作依歸。加上生活文化不同,語言不通,內外夾擊下,他們一般只能聚集在某種族社區,二等公民一詞因此應運而生。時移世易,這一代人移民不再只為轉換生活環境,繼而把自己局限在小區內,反而更加著重如何把自身擁有的技術和國際視野融入當地社會,一展所長。在FinMonster早前撰寫一篇有關營商民俗學的文章內曾提及過「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 一說。這個概念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院教授洪洵(Soon Ang)和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管理學教授范戴茵(Linn Van Dyne)共同提出。除了平常常用的「智商」(IQ)和「情緒智商」(EQ)外,CQ注重的是一個人對多元文化的理解,適應,溝通及協調能力。

畢竟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和社交圏子並不容易,不能單純以旅遊體驗作移民的指標。九十後香港女生劉月丹(阿丹)兩年前移居冰島,旁人總羨慕她能欣賞極光之美,卻不了解背後的辛酸。當你以為懂得英文能走遍天下時便太天真了,她說道定居在冰島一定要懂冰島文,否則難以有共同語言融入其中。 移居巴黎的八十後香港女生阿樂同樣,為了接香港雜誌的freelance工作來賺取生活費,要苦練法文,四出邀請在巴黎居住的人做訪問,英文、法文不停轉換。 可見,不論你是八十後或是九十後也好,文化智商都是需要的。單憑一技能或是移民的熱誠都是不足夠的,要真正融入當地才算是移民成功。社會學家利弗莫爾(David Livermore)也在《文化智商差異》一書便提出:「在現今這個無國界的世界裏,預測成功最好的指標不是你的智商,也不是你的履歷,甚至不是你的專業知識,而是你的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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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向來是中西匯集的地方,在全球化下香港人才亦一直與世界接軌,應對跨地域、跨文化的合作,甚至乎主動作出融合。最簡單的例子便是近日的社會事件。除了動員本地香港人,更會轉移至國際線,把議題帶上其他國際討論舞台,不再局限一小個空間。縱然移民至一個全新的領域,港人短期內或會被視為原有社會體系中的外來人,但港人近年展現的靈活和應變能力,加上自身的技術和創新為該社會體系需要和渴求,相信亦能互相通用,靈活發揮,融入當地。

長達一年的社會運動中,香港人多少看透了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的褪色。除了積極尋求新的生活空間,亦開始進行各種全球化的資產配置來「走資避險」,以防成為中美關係趨於惡化的犧牲品。葉劉淑儀字字鏗鏘說道可以在資產凍結前變賣恐怕是過於天真,不太明白凍結的意思。香港不只面對「走資」問題也「走人」問題,漸漸浮現。這將留待下篇文章再談。

原文FinMonster Blog較早前發表)

(本文經由博客FinMonster鄭文耀授權轉載,並同意BusinessFocus編輯文章與修訂標題。文章內容為博客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Text&Photo: FinMonster鄭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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