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產業】美國創新產業發展的啟示（一）：如何孕育創新重鎮？｜BF專欄

By 鄭文耀（Jess CHENG） on 14 May 2020

鄭文耀為金融科技集團FinMonster的聯合始創人兼行政總裁，以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為亞洲區內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更創新和便節方案，迅速解決資金需要。創立FinMonster前，於外資和中資企業銀行管理工作十多年以上，深諳商業貸款市場的運作，熟悉公司財務策略及市場推廣，專長於結構融資及貿易融資項目，希望透過知識、經驗和科技，促進行業發展。鄭氏亦為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眾所周知，美國是創新大國。波士頓（Boston）﹑ 三藩市（San Francisco）﹑聖荷西（San Jose）﹑西雅圖（Seattle）﹑ 聖地亞哥（San Diego）是美國五大創新重鎮。從2005年至2017年，美國創新產業逾九成增長都源自這五大重鎮，美國投身於創新產業﹑在此五大重鎮工作的全國僱員佔比也從2005年的17.6%增至22.8%。這裡所指的創新產業發展，主要是與科技（STEM）創新（當中涉及通訊科技﹑數據處理﹑軟件研發﹑航天科技等領域）相關的研究與商業活動。

不過，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與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卻在2019年12月共同發表近百頁報告THE CASE for GROWTH CENTERS-How to spread tech innovation across America，指美國創新產業發展聚集（agglomeration）於上述五大重鎮並非好事﹑壞處至少有三：第一，隨外來人才湧入，這五大創新重鎮已變得擁擠，其生活成本亦隨之而上漲，當地居民生活壓力有增無減；第二，美國國內發展不平等問題由此變得嚴重，｢落後｣州份愈加需要面對人才流失等社會問題，這既關乎公義（justice）問題，也有可能會演變成美國國內政治風暴；第三，在全球化趨勢之下，美國創新產業發展若要持續發展，以色列的特拉維夫（Tel Aviv）乃至亞洲大城市都可成為新的替代發展基地，這對美國而言並非好事，原因是國家技術與人才會因而外流。

報告建議，美國政府不應再迷信市場能自動有效分配資源的神話，應更積極介入市場，主動孕育美國新的創新重鎮。報告以三大標準篩選美國國內創新重鎮2.0 選址，篩選標準分別為：第一，不考慮已發展成熟的既有大城市（例如華盛頓與紐約）；第二，僅考慮遠離上述五大美國五大新重鎮之州份；第三，潛在選址的人均科研經費﹑人才﹑專利數目表現。美國威斯康辛州首府麥迪遜（Madison）被選為最具潛力的美國新創新重鎮。

或者可以說，這份報告更值得參考之處，也許不在於其建議的美國創新重鎮2.0 新選址名單。報告主要探討的問題，其實也是經濟社會學（Economic Sociology）的恆常研究題目—創新重鎮成形，究竟是各種因緣際會之下渾天而成的結果，還是政府自上而下積極干預與規劃的產物？報告的研究文獻回顧似乎傾向認為，創新重鎮是在特定時空下的意外產物，且具自有永有特質，在他地不易被複製。報告指出，創新重鎮成形過程有兩大特點：第一，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y）是這些重鎮得以聚攏人才與資金的重要推因。在社會科學學說之中，路徑依賴理論強調制度變遷源起的偶然性。上述五大創新重鎮的源起與發展同樣不乏偶然性—例如，全球首富比爾蓋茨（Bill Gates）是西雅圖人，在西雅圖設立微軟（Microsoft）總部，這繼而成為推動西雅圖創新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矽谷（Silicon Valley）的發展也受惠於冷戰時期美國政府接連不斷的投資；第二，創新重鎮能否成形，更取決於當地持續創新的能力而非當地經濟成本。當地要具有持續創新的能力，便需具備持續匯聚各種人才與資本的條件。希望到矽谷工作的人，他們更在乎的也許不是個人經濟收益，而是他們能否從中增加閱歷﹑得到啟發。歸根究底，報告論及的，其實是有關地方創生（place-making）的問題，這對展望香港前路也有啟示。2019年10月，香港初企MioTech聯合創辦人涂鑒彧在《日經》（Nikkei Asian Review）發表文章，談他從美國矽谷到香港創業的故事。對讀他的文章與這份報告，大家也許會有更多體會。